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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次承认二战时曾进行化学武器人体试验

 来源: 观察者网  时间:2015-06-29 09:46:19 作者:

  

 

 

  “斯坦福监禁实验”研究的是人类对于被囚禁态的心理反应,以及其对囚犯和监狱管理人员产生的行为性影响。1971年,以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Philip Zimbardo为首的研究小组开始着手从事该实验。

  

 

 

  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充当监狱守卫和囚犯的角色,在斯坦福大学心理楼的地下模拟监狱中生活。囚犯和守卫都很快地进入了他们各自的角色,甚至超出了预计的模拟实验范围,这使得实验对象陷入了精神创伤的危险境地。

  

 

 

  三分之一的守卫被判定显现出有“真实的”暴虐倾向,而许多囚犯受到心理创伤,其中两人甚至提前退出了实验。最终,津巴多教授因为担心其实验中日趋膨胀的反社会暴虐倾向,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恶魔研究”是爱荷华州的大学教授温德尔·约翰逊于1939年对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的22名孤儿进行的一项“口吃”实验。约翰逊将孩子们分别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之后,对其中一组孩子进行肯定性的语言矫正;对另一组孩子进行否定性的语言矫正。

  

 

 

  许多有正常语言能力的孤儿在实验中接受否定性的语言矫正之后,都遭受了消极的心理影响,有些孩子甚至一生中不能摆脱言语障碍的困扰。约翰逊的一些同事将该实验称为“恶魔研究”,只是为了证明一个理论,约翰逊竟然用孤儿来做这样的实验,他的同事对此惊骇不已。

  

 

 

  由于害怕公众认为约翰逊仿效二战中纳粹人体实验的做法而使其声名受损,该实验曾一度被掩盖。爱荷华州大学于2001年公开为进行“恶魔研究”表示道歉。

  

 

 

  “四一计划”是美国在1954年3月1日于比基尼环礁上一个当量大到超乎想像的氢弹试验“喝彩城堡”之后,对暴露在散落的放射性尘埃中的马绍尔群岛居民进行的一项医学研究的代称。

  

 

 

  在核试验后起初的十年,岛上居民受到的影响并不显著,统计数据也无法说明这些影响与受到辐射这一事实有必然联系:最初五年里,受到辐射的当地妇女流产率、死产率翻了一番,但随后即恢复到正常水平;孩子中出现了发育障碍和生长缺陷,并无确切的模式可循。

  

 

 

  然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辐射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到1974为止,孩子们相继不正常地患上甲状腺癌(由于暴露于放射物之中),几乎三分之一受辐射的岛民出现赘生性肿瘤。

  

 

 

  (美)能源委员会某部门在关于人类辐射试验记录中写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进行了该系列核试验的联合特遣部队很快意识到,该放射性研究需要在对受到辐射人群进行医学治疗的帮助下一同完成。” 美国能源部的报告同样认为“现在美国能源部医疗计划的双重目的让马绍尔群岛居民认为他们是‘辐射试验’中的‘小白鼠’。”

  

 

 

  MKULTRA计划,或称MK-ULTRA计划,是美国中情局的一项精神控制研究的代号,研究由其科学情报处进行,始于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并至少在60年代末期仍在继续。有许多发表了的证据显示这项计划暗中利用多种药物及其他方法来控制人的精神状态,改变其大脑机能。

  

 

 

  该实验让美国中情局职员、军人、医生、其他政府特工、妓女、精神病人和普通民众服用LSD(译者:致幻剂,或摇头丸)来研究人们对这种药物产生的反应。实验对象通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这些药物,这违反了二战后美国同意签订的纽伦堡法案的精神。

  

 

 

  即使不考虑受害者是被下药的这一事实,招募实验对象的过程也大多是违法的,(虽然在1966年10月6日前,LSD的使用在美国是合法的)。在午夜高潮行动中,美国中情局在一些妓院中下套,以控制一些因为面子问题而羞于提起此事的人。人们不知情地服用LSD,妓院中设有单向镜像,服药“全程”被摄录下来以备日后观看和研究。

  

 

 

  1973年,美国中情局局长理查德海默斯下令销毁所有MKULTRA计划的文件。依照该命令,中情局中大多数关于此计划的文件都被销毁,致使对MKULTRA计划的完整研究基本上无可能实现。

  

 

 

  烦恶计划。南非的种族隔离军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间,强迫白人男女同性恋士兵接受变性手术,并强迫其中的许多人进行化学性阉割、电击以及其他丧尽天良的医学实验。虽然掌握不到准确的数字,但是据前种族隔离军队的外科医生估计,在1971到1989年间,军医院中已进行了900多例“性别重塑手术”,这只是从军队中抹除同性恋的绝密计划的一部分。

  

 

 

  由牧师协助的心理治疗师把军营翻了个遍,以找出疑似的同性恋士兵,随后将他们分别送往军中的各个精神治疗单位,其中主要送往一家位于比勒陀利亚边上的 Voortrekkerhoogte 的军医院中的22号病区。那些不能用药物、厌恶疗法、激素疗法等极端“精神疗法”“治愈”的士兵则被进行化学去势或进行变形手术。

  

 

 

  虽然目前有记录的女同性恋伤害案例仅有数起,包括一次不成功的变性手术,大多数的受害者都十分年轻,白人男性在16岁到24岁应征入伍。

  

 

 

  Aubrey Levin医生(该研究的负责人)现在是卡尔加里医学院精神病专科(法证分类)临床教授。同时他也以阿尔伯达省内外科医师学会成员的身份开了一家私人诊所。

  

 

 

  关于朝鲜人体实验的报道多如牛毛。这些报道揭露了人权在北朝鲜受到侵害,就如同二战中纳粹和日本进行的人体实验一般。朝鲜政府对此指控矢口否认,声称所有的北朝鲜囚犯都得到人道的对待。

  

 

 

  苏联特务机关的毒药实验室也被称为1号实验室、12号实验室及“会所”,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一个隐秘的毒药研究与开发机构。苏联将芥子气、蓖麻蛋白、洋地黄毒苷等致命毒药应用于Gulag(人民的敌人)身上。实验的目的在于找到一种无味、无臭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在验尸时无法被检测到。候选毒药则被掺在饮食中作为“药物”给受害者服下。

  

 

 

  最终,一种满足所有属性要求的名为C-2的药剂配制了出来。目击者的证言称,受害者体格上发生了变化,变得更矮,迅速虚弱,变得沉默平静,最终在15分钟时死亡。玛兰诺夫斯基将处在不同生理状态和年龄的人带到实验室,以更全面地获得各种毒药的药性特征。除人体实验外,玛兰诺夫斯基还在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将军的命令下私自用毒药处决囚犯。

  

 

 

  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利用黑人男性来进行的塔斯基吉未处理梅毒研究是一项临床研究,该研究在1932至1972年间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基吉城进行,在实验中,399名(另外还有201未患病者作为对照组)贫困潦倒非裔美国佃农梅毒病患被拒绝接受治疗。

  

 

 

  这个实验臭名昭著,因为实验是在没有对其实验对象提供应有的照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致使了临床研究中病患保护原则的重大变化。所有参加梅毒实验的人均没有签署知情同意书,也没有获得过任何诊断结果;相反他们被告知他们“血液不好”,可以接受免费治疗,免费乘车到诊所,免费用餐,如果意外死亡还能因参加治疗而获得丧葬费用。

  

 

 

  该实验的一个目的之一便是查看病患是否在不经过任何毒性治疗的情况下会有所好转。所以很多病人的治疗便被人为地拒绝了。很多病患受到了欺骗,并服下安慰剂——这样做只是为了观察该疾病的致命过程。

  

 

 

  在实验结束时,只有74名实验对象存活。28名男子直接死于梅毒,100名则死于其他相关并发症,他们的配偶有40人受到感染,他们的孩子中有19名患有胎传性梅毒。

  

 

 

  731部队是日本皇军一支秘密生化武器研发单位,该部队在二战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用人体进行致死实验。日本军队最令人发指的战争犯罪则有一部分是这一部队犯下的。

  

 

 

  731部队的指挥官石井四郎及其下属犯下的众多暴行中的一些有:活体解剖(包括受到人工受精而怀孕的孕妇),切除囚徒四肢并将肢体重新接续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一些囚徒的部分肢体受到冷冻后再解冻,以研究因此而引发的组织坏死。活人同时也被用作手榴弹和火焰投射器的实验对象。

  

 

 

  囚徒被假借接种疫苗的名义注射疾病样品,以研究其效果。为了研究性病不经治疗的情况,男女囚徒被强奸,有意使其患上梅毒和淋病,以便研究。因为在战争结束时石井四郎获得了美国占领军队官方的赦免,他并没有因为他犯下的罪行而在狱中度过余生,他在67岁死于咽喉癌。

  

 

 

  纳粹人体实验是基于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掌控的集中营之上的大规模医学实验。在埃德瓦尔德·威尔茨的领导下, 奥斯威辛集中营选择一些囚徒来作为各种实验的对象,这些实验旨在在于帮助提高德国士兵在战场中的表现,帮助军中伤员的恢复,提升第三帝国提倡的种族观念。

  

 

 

  对集中营的双胞胎进行实验的目的在于说明双胞胎在遗传和优生上的异同,同时也研究人类身体是否能够通过非自主方式受到操控。该研究的的中心领导是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他在超过1500对双胞胎身上实施了实验,这些双胞胎最终只有200多些人最终存活下来。

  

 

 

  门格尔医生在将双胞胎按照性别和年龄进行编排,将他们置于营房之内以备实验,实验从将各种化学药剂注入双胞胎的眼中,以研究是否能借此改变眼睛的颜色,到将双胞胎缝在一起,以图创造连体婴。

  

 

 

  1942年德国空军实验研究如何解决低体温问题。其中一个实验的内容是强迫实验对象在充满冰水的水箱内坚持3小时(见上图)。另外一个实验则是将囚徒脱光衣服扔到温度低于零度的室外数小时。实验员对各种让实验幸存者回复体温的方法进行评估。

  

 

 

  从1942年起到1943年9月,纳粹在Ravensbrück进行了检验研究磺胺类药物,一种人工合成的抗菌剂的有效性的实验。阻碍血液循环,这样便模拟出了一种类似战场上的伤口。将木屑与玻璃渣被推入伤口以使其进一步感染。这些伤口则使用磺胺等药物来治疗,以检验药物是否有效。

  资料图:正在进行防毒面具试验

  原标题:美国首次承认二战时曾进行化学武器人体试验

  6月22日,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 news)报道,美国政府首次承认,二战期间曾用士兵进行化学武器人体试验,并根据种族将他们分类测试。有数万人参加了相关试验。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数万名美军士兵做化学武器活体试验,并且把试验对象按照人种分类。美国政府承诺给予受害者补偿,但是至今许多老兵表示,这一承诺没有兑现。

  恐怖试验19岁士兵被锁进毒气室

  二战期间,为防备日军发动毒气战,美军高层制订秘密计划,用大约6万名士兵作试验,以检验美军防毒装备效果以及对毒气对人体伤害程度。美军还制订了至少一项主动发起毒气战的计划。

  美国政府上世纪90年代初承认用美军士兵作试验。不过,美国媒体依据老兵回忆和史料,挖掘出一些不为人知的残酷事实。

  试验主要使用芥子气,一种糜烂性毒剂。试验形式分为三类:直接把芥子气液体涂抹在皮肤上;室内毒气试验;野外模拟毒气战试验。

  查理·卡维尔当年19岁。为换取两周休假,他自愿参加试验,却并不知道试验内容,直到被锁入毒气室。

  毒气室里放着冰块,以增加空气湿度,加强芥子气的效力。大约1小时后,6名自愿者被允许离开毒气室,卡维尔和其他5人继续接受试验。他的皮肤开始发红、起泡。又过了1小时,卡维尔获准离开毒气室,却仍然穿着遭芥子气浸染的军服。

  “门没有把手,你出不去,”卡维尔告诉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时至今日,他如果进入上锁的房间,就会想起当年的毒气室,继而开始恐惧。

  93岁的老兵罗林斯·爱德华兹回忆道:“就像全身着火,我们开始尖叫,试图闯出去。一些人昏倒了。最后,他们终于打开门,让我们出去。”

  划分人种试图让有色人种在战场打头阵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调查发现,美军当年按人种划分试验对象,包括非洲裔、日裔。来自加勒比海波多黎各的士兵也被单独划分。

  美国政府拒绝提供档案材料或证实按照人种划分试验对象。加拿大史学家苏珊·史密斯2008年依据解密档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一观点,推断美国军方试图研究黑人士兵和来自波多黎各的士兵是否对化武的抵抗力更强,从而在战场上将让他们打头阵,让白人士兵留在后面。

  至于日裔美军士兵,军方认为他们的体质与日军相仿,可以推测毒剂对日军的作用效果。

  “他们说,我们成为试验对象是为观察毒气对黑色皮肤的效果,”黑人老兵爱德华兹回忆道。70多年来,他在毒气试验中受伤的部位仍然会严重脱皮。他把脱落的皮屑收集在一个罐子中,作为佐证,向人们讲述当年的遭遇。

  索赔艰难老兵寻补偿却一再碰壁

  毒气试验项目解密后,美国退伍军人事业部曾许诺,将寻找大约4000名参加最严酷试验士兵的下落,同时将向受到永久性伤害的士兵提供补偿。

  然而,20多年后,退伍军人事业部仅尝试寻找610人,方式为发送一份电子邮件。按照这一部门的说法,当初的档案记录不全,“没有社会保险号码、没有地址……没办法找到他们”。

  然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仅凭参试人员名单和公共记录,两个月内就找到1200名当年参加试验的老兵。

  超过40名接受采访的老兵或亲属表示,他们多次寻求补偿,却一再碰壁,一些人最终被迫放弃。

  由于是秘密计划,那段经历没有出现在参试军人的正式服役记录中。军方事后也没有给他们提供医疗保障。而且,他们被勒令保守秘密,就医时不能向医生讲述实情,从而难以获得充分治疗。

  退伍军人事业部开列一份清单,如果老兵因毒气试验患清单上的疾病,可以作为求偿的凭据。这一部门还曾经宣布,降低举证标准。但是,受访老兵表示,即使满足了这些要求,退伍军人事业部仍要求他们提供更多信息和证据。

  老兵纳特·舒尔曼在试验中健康受损,于1979年向法庭提起索赔诉讼无果,原因是如果军人因服役受伤,军方可以免于受到起诉。1990年,舒尔曼带领一批老兵公布了他们的遭遇。他于2013年去世。

  88岁的哈里·博林杰因毒气试验患上呼吸疾病和湿疹,也没有获得补偿。他曾奔波4年寻求补偿,最终于1994年放弃。两年后,军方给他发去一份电子邮件,对他参试作出褒奖。但是,博林杰表示,他再也不会去退伍军人事业部在当地的办公室。“我已经厌恶了。(去那里)有什么用?”

  (原标题:美国首次承认二战时曾进行化学武器人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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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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